【编者按】当清晨的铃声唤醒校园，当三尺讲台迎来目光，有这样一群人，始终站在教育的 “第一线”—— 他们是掌舵学校发展的校长，用远见规划方向，用温度守护成长；他们是深耕课堂数十载的名师，用粉笔书写知识，用耐心叩响思维。他们，是教育最鲜活的“实践者”，更是教育思想最真诚的 “传递者”。

《教育者说》专栏，不是一场单向的“说教”，而是一次双向的“对话”：在这里，校长会走出“办公室”，分享“一所好学校”的温度——或许是关注学生的 “一顿午餐”，或许是重视教师的“一次成长”。在这里，名师会卸下 “光环”，聊聊“一堂好课”背后反复打磨的细节——可能是为了让抽象的公式变生动，曾熬夜制作教具；可能是为了唤醒内向的学生，曾一次次课后促膝长谈。那些藏在校园日常里的用心，恰恰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

欢迎大家积极投稿，联系1039450349@qq.com，这些来自一线的声音，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带着泥土的“厚重”——那是扎根教育实践的沉淀，是心系学生成长的真诚。

以“四问”答“钱学森之问”

——兼谈新时代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之元认知策略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此问一发，舆论哗然，万箭齐发，直刺教育。于是乎，人们纷纷从教育目标、教育体制、教育方法上找出了很多弊端，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甚至连“德才兼备”“规范升学入学”也成了培养“杰出人才”、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答案，这似乎让人感到有点不及根本。

研究一下2005年“钱学森之问”的原话，并把它和1976年“李约瑟之谜”合起来理解，就能更深刻地明白“钱学森之问”的原意，似乎就是“当代中国学校为什么不能培养出世界顶级科学家”。
笔者试图通过思考以下四个设问的方式来回答“钱学森之问”：

第一问：人的哲学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科学的科学是哲学，哲学的灵魂是思想。孟子在《告子》中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人的大脑必须首先用于思考，学生必须首先学会动脑筋，习惯于思考，善于思考。教育只有造就了爱智慧、爱思考的人才，教育根本目的根本才得以实现。学生爱智慧、爱思考，其实就产生了哲学情怀和哲学思维。英文“哲学”（philosophy）来源于古希腊文，原由“爱”（Philos）和“智慧”（sophos）组成。在汉语中，“哲”具有“智慧”“贤明”“通晓事理”等意。“哲”之为“学”，教育之为学问，就是给人以获取智慧的意识和方法，使人聪明地学而问、问而学。哲学产生有三个条件：  

第一，惊异。柏拉图说过，哲学源于惊异(wonder）。惊异即哲学产生的第一个条件。茫茫宇宙，斗转星移，万事万物，瞬息万变。正是在对大千世界的万千惊异之中，人们通过观察、判断、实践、推理，才逐步解开这些惊异之谜，逐步把握到一些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运动规律，这是思想和哲学产生的前奏，也是科学产生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只有一个对迷惑有所惊异的人，才有可能产生哲学的智慧，惊异感越大成长就越快。一个对自然、社会、人生等没有惊异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能够提出问题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

第二，闲暇。闲暇(leisure）是哲学的母亲。可以说，闲暇是哲学产生的第二个条件，是哲学的保证。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的发展要使人过上轻快的生活，只有这点达到了，人才有闲暇，才能去深思熟虑各种重大问题。

第三，沉思(reticent）。思维领域中的哲学沉思或沉默，是知性的分析、理性的抽象、深刻的反省，是辩证的思维和规律的揭示。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高度评价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沉默和静观，认为理智的静观乃是一切活动中最美好的。
   一个人有了惊异、闲暇、沉思，思想和哲学就可能产生。笔者认为，这也是产生科学家的基础条件之一。牛顿正是从苹果的下落产生惊异，然后沉思，才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居里夫人发现镭，也是对照片上痕迹的惊异才导致深入的研究；爱因斯坦、米开朗基罗不修边幅，是为了给思考和研究留下足够的时间；宋朝理学鼻祖周敦颐“月岩悟道”，读书养心；明朝心学大家王阳明选择“龙场悟道”，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校教育要培养学生爱思考的习惯和思考方法。尽管思考不是思想，却是产生思想的必要条件，是产生思想的手段和过程。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人物无不都是思想家。人类每一次大的变革， 都离不开思想力量的指引；人类每次文明的进步， 都是思想力量推动的结果。巴尔扎克说：“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中国当代学校教育改革仍然需要站在教育哲学的高度，运用元认知策略，进行“五原思维”：原点、原理、原则、原路、原貌。学校要创设情景，提供机会，保护好学生与生俱来的“惊异”——好奇心和求知欲，发现并维持学生的兴趣，给学生以足够的沉思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成为一个有思想和哲学意识的人。学校要培养懂哲学、懂教育、有思想的教育家型校长和教师，从而培养出善思好问、有思想的学生，继而为培养出杰出人才做好准备。

第二问：杰出科学家是怎样产生的?
  好奇心是哲学思想的原点，当然也是科学家的起点。美国核物理学家、宇宙学家伽莫夫认为，科学的来源就是人类追求对于自然和自身的理解。巴丁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旷世奇才，是对物理学的问题、小孩子般的兴趣和好奇心，让他充满激情。所以，高普尼克等人把科学家比喻为长大了的孩子，加德纳把创造性工作所必需的执着，同孩子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联系在一起。

科学精神是成为科学家的情感纽带。科学精神包括献身于科研事业的奉献精神和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科学家的特殊使命是发现自然和社会奥秘。大凡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都是孤独却不痛苦的哲学家。他们孤独、不修边幅，是为了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研究，他们的时空观几乎完全不同于常人，他们的价值取向当然也几乎完全不同于常人，他们几乎不考虑个人，几乎不在乎名利，为科学而献身几乎是他们的唯一追求。

独立自由是科学家必需的思想和学术空间。成为科学家的标志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现代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科学精神；蔡元培先生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胡适先生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鲁迅先生提出“个体尊严”“独立思考”“拿来主义”。而这些东西正是儒学传统思维模式中所欠缺的。同济大学张玉臣教授在《钱学森成长经历对培育杰出人才的启示》一文中写到：建立和弘扬科学精神，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价值和文化基础。

创新是科学家的关键素质。科学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而创新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世界文明的共核。著名美国物理学家费恩曼说：“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愿意从新的角度去观察事物，如果我们没有疑问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就不会有新的想法产生。”比利时细胞生物学家德迪韦认为，“无所不知”并非成为科学家的充分条件，衡量科学家的真正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从事科学所需的理解力，能否产生新的知识。2021年3月，我国教育部等六部门制定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把创新精神作为评价学生学业发展的三大关键指标之一。

科学需要真实和想象，科研需要奉献、坚持和坚守，而新思想则是科学发现的灵魂，好奇心则是从新角度观察事物的最好催化剂。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学校教育要着重保护好学生的好奇心和科学兴趣，培养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早在清华学堂建立的前几年，王国维就在其《人间词话》中发出了“殷勤唤起，大地清华”的召唤。而笔者也在本校进行的教育评价改革体系建设中提出并实践“三新教学实践架构”，即“新思想、新模式、新样态”。

第三问：学校教育怎样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早在2001年6月，教育部就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提出，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初步的科学素养。美国“2061计划”核心著作之一《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将“科学素养”定义为：“应理解科学核心概念和原理；熟悉自然界，认识自然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能够按个人和社会目的，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我国多位数学家都认为科学素养是以正规教育为基础，通过日常生活和媒体等各种渠道所提供的信息，而逐步积累形成的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能力。

科学思维方式和能力的改善是新时代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难点。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

林鸿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然而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①东方思维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系统的锻造。②东方思维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则相反。③东方思维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④东方思维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马克思将“怀疑一切” 奉为科学箴言。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荀子在《劝学》中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新时代的学校教育一定要引导学生，吸纳自然科学需要的西方思维方式，改善科学思维能力，提高科学素养。正在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中已经把“理解学科基本思想和思维方法”作为“学业水平”这一关键指标的首要考查要点。笔者认为，“双减”后只有提高学习效率，才能保证学生学习质量不下降；只有提高学科思维品质，才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关键所在。而令人更欣慰的是，在今年2月笔者为自己主持研究的SCJG21A236号省级课题所做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发展质量校本评价改革调查问卷》中，47.95%的人认为，“学科思维”对于学科学习最重要，其次是23.23%的人认为“学科兴趣”最重要，最看重考试分数的仅占2.65%。乾坤真的扭转了！新时代的学校教育评价改革应该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第四问：怎样的社会环境才能产生培养杰出科学家的学校?

   要培养杰出科学家，必然需要培养杰出科学家的学校。学校不是一个超然独立的教育机构，它受政治和社会制约很多，受历史文化影响很大，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很大。纵观世界文化史和教育史，什么时候文化处于越自由、越开放、越包容的时候，思想家、哲学家就产生得越多。什么时候社会环境（含政治条件和社会舆论）越开明，经济越发达，科学家就产生越多。

不妨先反思一下我国当代社会的教育“内卷现象”。人们对升学的过分重视，造成了以牺牲学生好奇心为代价而片面追求分数的顽瘴痼疾。几乎没有学校敢大胆地把好奇心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倍加珍惜和保护，更不要说开发利用。2020年7月28日，因不满学校高考成绩，大批学生家长朋友们聚集于南京某高中名校门前，举牌要求校长“下课”。结果学校不得不屈从于“县中模式”，承诺加大应试导向的学科教学力度。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曾发文评论：在当下的教育领域，“剧场效应”一直存在，学生负担只能在“囚徒效应”中不断加重；治理教育剧场效应，就需要教育部门依法治教，严格落实减负政策，保护地方教育生态。再体会一下学校教育的无奈

学生的亲山近水和动手实践的天性被社会舆论裹挟的“安全取向的学校政治价值观”所羁绊，教育被“维稳取向的社会政治价值观”所绑架，校长官僚化、世俗化，教育的自身规律被社会舆论和世俗观念所忽视，甚至是戕害。譬如体育课、社会实践课、春游等强调学生动手和冒险的活动，被“安全取向的学校政治价值观”所压制或牵制，不能正常开展。实验操作、劳动技术被书本和应试所挤压。研究生、教授自愿选择科研为终生事业，但迫于生计、考核等功利压力，有些人不得不转而追名逐利，亵渎学术精神。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王鸿飞在其博文《科学家就应该得到最高的礼遇？》中写道：“让科学家享受最高礼遇，首先应该营造让科学家脱颖而出的氛围。然而，当前依然存在诸多对科技人才的掣肘，这集中体现在对科技人才的求全责备上。”“只有给科技人才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人才才会竞相涌出”。就连已经成为科学家的科学家们就渴望“氛围”“发展空间”，那么诞生未来科学家的学校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氛围和空间呢。

宽松的教育环境不可或缺，让学生的好奇心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表露，让校长以教育家情怀和眼光去办学，让教师按教育规律去育人。钱学森青年时代的民国时期，“西学东渐”，受西方影响很大，学校提倡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从而出现了很多大教育家。中国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经济规模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教育的灵魂却几乎泯灭。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大格局大战略的教育，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重文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革命之气，又有赖于一大批西学东渐学者的学术气质和精神。现在还有几位像陶行知那样的真正的“知行合一”的教育家？他留学美国，师从大教育家杜威，把导师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反转过来，创新实践，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并亲自用“教学做合一”理念、《手脑相长歌》校歌到重庆乡村创办育才学校，来探索并实践当时的中国基础教育之路。钱学森在耄耋之年，经常提及当年他在北师大附中的学习体会：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书，学习是一种享受；课程多但生动活泼，思想没有压力。民国时期蔡元培提出“民主、自由、平等”的治校理念刮起了教育改革旋风，与各个教育大家提出的“大学是研究学问，培养人才的地方”“崇科学、 重文艺、讲实用”“教授是灵魂， 名师强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理念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大学必然选择的主流理念，成为社会共识，政府也默许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使近代大学完全不同于中国封建教育，开拓了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和教育之新风，使得一大批杰出人才脱颖而出。

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改革时期，重温和重拾近代大学初创时的教育改革意识和力度以及宽松的社会环境，仍有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 2010年5月，教育部发布《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工作重点》，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办学体制改革重点任务。2020年9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十八条要求。

最后，回过头来体会一下张玉臣教授总结的钱学森经历对我们的四点重要启示：一是从小注重个体健康人格的培育，二是名师大家的带动作用，三是卓越意识，四是整个社会充满科学精神。以钱学森先生及其所处的时代为例，钱学森早年养成的科学精神和兴趣对他一生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他早在中学及大学阶段就树立了科学报国的远大志向，很早就做出了科学的人生及事业规划，并时刻以“有准备的头脑”应对环境变化。五四青年和学者们雪耻图存、救国图强的求学态度和治学精神，让他们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和治学。钱学森先生不唯上、只唯实，敢于挑战学术权威乃至自己的导师，正是其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科学精神的强弱程度可以说会直接影响到人才的杰出程度。

当今中国内忧外患，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新局，如何在危机中找先机，一个共识答案就是科技创新。要振兴科技，实现伟大中国梦，复兴华夏文明，学校教育当率先担当。尽管筚路蓝缕，也要玉汝于成。如何培养出世界顶级科学家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回答的问题和迎接的挑战。幸运的是，从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来，中国教育评价已进入深度改革年代，先后出台“强基计划”《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十四五”规划》《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五项管理”“双减”六项重磅文件，勾勒出了“双向七点”教育评价改革深化路线图：强国强教 ⇆强基计划 ⇆立体评价 ⇆“双减” ⇆五项管理 ⇆学习效率 ⇆教学方式。总结六份重磅文件涉及的教育评价改革语境，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培养学生创造力”。这或许正是“钱学森之问”答案的关键词之一。

贺宗林：中学英语正高级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管理30余年，目前任西南大学永善一中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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